1997年2月14日
星期五
农历正月初八（立春后第十天·西方情人节）
多云转晴
气温略有回升
正月初八，年彻底过完了。
早晨推开窗，空气里有股清新的凉意，不像前几日那样干冷。天空是鱼肚白的颜色，云层很薄，阳光正努力从缝隙里钻出来，在远处楼房的玻璃上反射出碎金般的光。院子里，藤萝架的枯枝上还挂着前几天的残雪，正在慢慢融化，水滴“嗒、嗒”地落在地上，声音清脆。那些光秃秃的枝条在阳光里沉默着——像在等待春天，也像在等待某个远行的人。
母亲在厨房收拾碗筷——父亲已经上班去了，家里又恢复了平日的节奏。我走到日历前，翻过一页：2月14日，星期五，旁边用小字印着“情人节”。
这个节日对于1997年的油田子弟来说，还是个新鲜又暧昧的词。商店橱窗里开始出现红心图案的装饰，电台偶尔会播几首情歌，但大多数人——尤其是我们这些高中生——对这个节日的态度，是既好奇又矜持，既向往又不好意思。
我走回房间，从抽屉最深处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很厚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里面是我熬了三个晚上写出来的信——不是情书，或者说，不只是情书。
是我想对晓晓说的一切。
关于那个白桦林里的吻，关于除夕夜一起听的钟声，关于“一起长大一岁”的约定，关于郑大的藤萝，关于未来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日子。
我写得很慢，很认真，用的是那支英雄616钢笔，黑色墨水，字迹工整得像在誊抄课文。写废了很多张纸，揉成团扔进纸篓，又拣出来展平重读，最后留下的这十三页，是我能表达的全部。
把信夹进那本《文化苦旅》里——是晓晓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书页已经翻得有些毛边。我在扉页上写了句：“路还长，我们一起走。”
十点钟，我骑车出门。
街道上已经有了过完年的清冷感。春联还在门上红着，但少了除夕那天的耀眼；灯笼还挂着，但不再通宵点亮。店铺大多开门了，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，上班的人匆匆走过，手里拎着公文包或饭盒。
到晓晓家院门口时，她已经在等我了。
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米色的毛衣，外面套着深蓝色的羽绒服，头发松松地扎在脑后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看见我，她笑了，眼睛弯成月牙。
“等很久了？”我停下车。
“刚出来，”她说，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
确实，云层正在散开，阳光越来越亮，照在身上有了初春的暖意。
我把《文化苦旅》递给她：“给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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